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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东瀛抢劫的文物,王世襄从东京(Tokyo)押运回

2019-08-01 06:09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曾经旅日5年,大量走访了日本当地博物馆和私人文物展览,见到很多名录都没有收录的文物珍品。而对日文物追索从战后开始一直在进行,为了了解这段历史,陈文平还专门走访了已故大收藏家,曾亲身赴日参与战后对日文物追讨工作的王世襄老人,了解战后对日追索文物始末。

  陈文平表示,诚如王世襄先生所指出,盟军对归还被劫文物的规定过于苛刻。在当时战争背景下,以我国国情而论,对每一被劫文物要求写出名称、尺寸、重量等,并要附有照片;对劫夺情况要写出何处、何时,甚至要求写出日军番号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世襄在90高龄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说:“自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侵华日军对我国珍贵文物的摧残和劫夺骇人听闻。但是,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对被日军毁损以及劫运日本的中国文物,至今并无详细准确的统计。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这些年一直在追讨中国文物方面努力。在他的笔记本里一直珍藏着一张复印的老照片资料,照片上,来自日本名校庆应义塾大学的“学术旅行队”在江浙一带发掘古文化遗迹,名为学术考察,实则公然盗宝,在这张照片上还可看到日军持枪为盗宝者“保驾护航”,照片收录在《江南踏查》报告中。

由18名专家组成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随即在重庆成立,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经梁思成和马衡引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负责清查、接收平津地区被劫的文物。

据王老回忆,战后赴日追讨文物已是困难重重,“到达日本后,代表团看到盟军总部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时,都大为失望。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确实经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本劫夺或盗窃的。损失的文物要求能列举其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劫夺的情况要求写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能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盟军总部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文物下落,至于材料完整是否就能查到追还,也未可知。如查不到,有材料也是枉然。我们查阅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材料完整的。因为中国的文物损失多在日寇的侵略战争中,城市村镇,或遭轰炸,或遭洗劫,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我们当时对盟军总部规定的条款如此苛刻,十分气愤,它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而且已经到了偏袒庇护的程度,实际上它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损失设下了一道障碍。我们认为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盟军总部规定这样的条款,当时没有据理力争,致使此后的追偿工作无法进行。这时只好一方面通知国内,寄来的材料越详细、越完整越好;另一方面,即使材料不够所谓的完整,还是向日本政府提出。当然日本政府可以借口不完整而回称无从查找,以致毫无结果。”

  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侵华日军对我国珍贵文物的摧残和劫夺骇人听闻。但是,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对被日军毁损以及劫运日本的中国文物,至今并无详细准确的统计。根据学者估计,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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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文平介绍,关于文物归还,国际法上的先例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剥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这个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先做好扎实基础资料工作,掌握文物的相关数据和出处,再从法律层面追索才是当务之急。”陈文平说。

  日军荷枪护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也随之传来:为了缓和日本战后的经济恶化,日本商工省建议,用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买粮。

根据王老回忆,1946年8、9月的时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对王世襄说,接到南京清损会(即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

用抢来的文物换大米,这简直是对中国索赔呼声的公然蔑视。

需先做资料工作再追讨

  “日本收藏中国文物之多、之精、之广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想要追索这笔战争赃物也是非常困难的。”陈文平认为,从流失文物资料和数据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径,才能为将来追讨文物扫清障碍。

今年寒冬,这位国宝级的文化老人去世了,人们又提起这件往事——1947年春,王世襄从东京押运回了107箱善本图书——这是抢救流失文物中,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其中曲折却已知之不详。记者循着“107箱善本图书”这一脉络追索下去,在历史的碎片中,读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学者了解战后对日追索文物始末

  中国丧失追讨机会

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手谕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报为要”。

最终,王世襄被指定为清损会派往日本的专员,当时的清损会交给他美元2000元,此款包括差旅费、治装津贴、文物回国运费等。

  留下名录仅剩15245件

找日本人算账,总得心里有数。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我国到底有多少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遭到洗劫,有多少私人藏品惨遭破坏?多年战乱,谁也说不清。

因此,美军极力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包括公开反对以日本若干文物补偿损害最严重国家的提案。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举行会议,就文物补偿案进行表决,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1个国家,9国投赞成票,苏联弃权,然而由于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使此案流产。因而,可以说美国等国的政策,造成二战后被日本劫掠的大量中国文物不能回归中国的严重后果。

  根据历史资料,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旅大牧羊城遗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的东亚考古学会开始发掘渤海遗址(主要是都城址),掠夺渤海文物。在日本的渤海热之中,我国珍贵的渤海文物被其窃取盗运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万件了。

单枪匹马赴日

1999年7月,陈文平曾经专程远赴北京,探访当年赴日追索我国被劫文物的代表团专员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文物专家。

  为获得中国流失日本文物的第一手资料,1999年7月,陈文平曾经专程远赴北京,探访当年赴日追索我国被劫文物的代表团专员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文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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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收藏中国文物之多、之精、之广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想要追索这笔战争赃物也是非常困难的。”陈文平教授认为,从流失文物资料和数据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径,才能为将来追讨文物扫清障碍。

  陈文平介绍,关于文物归还国际法上的先例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剥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这个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先做好扎实基础资料工作,掌握数据和出处,以何种方式流出,再从法律层面研究追索才是当务之急。”陈文平说。

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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